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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流动制度“合理性”追问及其伦理重建
浏览次数:2671作者: 网站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7-02-03

中小学教师流动制度“合理性”追问及其伦理重建

罗菊(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

摘要:我国义务教育教师流动存在着单向流动、流动杂乱无序且纠纷增多等问题。问题根源在于,教师流动制度推行过程中正义、公平、公正等伦理价值模糊,制度的权威性话语凌驾于教师流动自主性诉求之上,对教师道德的高要求使教师处于道德高压之下,将教师身份属性定位于“公务人员”而非“专业人员”。教师流动制度的伦理重建路径在于协调好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师的关系,政府要积极构建教师信息共享平台以及制度运行的公平机制,进一步明确教师身份属性,建立教师流动激励机制,从而逐步促进教师流动走向合理化。

关键词:教师流动制度;制度伦理;合理性

   教师流动制度是教育行政部门用以均衡义务教育资源的重要举措,是实现教师合理流动的重要保障。2002年颁布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建立教师转任交流制度”。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亦指出,要“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各地在尝试建立各种教师流动制度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教师流动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比如教师参与政策性流动的比例较低,主要以“城一乡”单向流动为主;自主性流动积极性不高;流动制度对推进均衡发展的作用有限。一直以来,多数研究者从政策的文本分析、教师管理体制以及教师聘任制度等方面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纷纷提出困境的出路。本文则从制度伦理视角出发,追问教师流动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反思教师在权威性话语下自身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作为从事教育事业的“专业人员”这一身份属性是否得到维护,是否存在对教师道德要求过高的现象。通过对制度本身的深刻反思,寻求伦理重建路径,从而调动教师自主流动的积极性,为教师流动制度摆脱现实困境提供出路。

一、教师流动制度的“合理性”追问

   中小学教师流动制度是教育行政部门针对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而提出的一项教育制度,其本质上是一种调整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现实中,利益相关者对教师流动制度持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教育行政部门希望通过制度的推行,优化配置师资队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生及家长则一味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当教师流动损害其利益时,便会极力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配合制度的推行;教师作为流动主体,受物质环境、经济条件等影响,一度成为教师流动制度难以推行的最大阻力。从效率主义立场来看,教师流动制度对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所产生的作用无可厚非。但是,现实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却一再构成制度推行中的障碍。因此,从制度伦理角度反思,对教师流动制度的“合理性”追问成为必要。一直以来,一项制度的设计“合理”与否,往往会广受人们关注。对于制度的“合理性”追问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方面,“理”是指科学主义者所谓的理性的“理”,与个性、感性及人性相对,理性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以效益最大化为最高价值追求。另一方面,“理”是指人文主义者所谓的伦理的“理”,与效率主义相对,将人性与人文关怀置于重要地位[1]。就目前教师流动制度推行现状而言,其中理性的“理”得到充分彰显,制度的权威性大大提高了教师流动的效率,达到了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但是,从伦理方面考虑,尤其着眼于教师愿“留”不愿“流”的现状,制度中的人文关怀及对人性的关照常常处于被效率遮蔽的状态中。因此,对教师流动制度的“合理性”追问主要着重于伦理的考量。

   (一)关于制度正义的追问

   正义、公平、公正等是制度的基本价值追求。着眼于教师流动制度本身的正义性追问,应从两方面加以反思。第一,制度的制订是否听取了教师的声音。制度话语难免有权威性,若以权威性话语遮蔽教师诉求,必然导致事倍功半。第二,制度推行过程中,是否充分彰显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从效率上看,政府部门为制度的推行提供强有力的外在动力,教师流动对均衡教育资源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着眼于公平,教师却有口难言,消极流动成为其无奈之举。

   (二)关于教师权利与义务的追问

   教师作为流动的主体,其权利与义务应得到充分的维护。着眼于教师流动制度推行的现状,就教师权利而言,教师理应具有流动自主权。教师与学校之间存在聘用关系,学校有管理教师的权利,而政府则无权干预教师流动,更不能强制教师流动。此外,就教师义务而言,我国将教师定位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并不具有国家公务人员“定期流动”的义务,也没有义务去承担制度本身道德践履的责任。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谐社会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公正的教育价值理念也越来越成为社会成员的共识。教师作为流动主体,深切体会着教师流动制度中的效率主义,在自身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权利得不到真正维护的情况下,纷纷对流动制度加以批判和质疑。通常情况下,只有具有一定伦理价值指向的教育制度才能为人们认同、遵守。因此,只有当教师流动制度真正进行道德伦理的考量,教师才会自觉、自愿地去认同和遵从制度。[2]

二、教师流动制度的伦理缺失

   制度伦理的本然伦理属性是和谐、公正与共享,[3]其中公正是教育制度的首要美德。[4]正如罗尔斯所说:“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如果它不真,就必须予以拒绝或修正;同样,各种法律和制度,无论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如果它们不公正,就必须加以改变或废除。”[5]只有教育制度的公正性得到保障,才能保证其为制度的受众群体所认同,教育实践才能公平、合理与有效。当前教师流动制度的公正性缺失,导致制度的受众——教师对制度的不认同,使得制度对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作用有限。分析教师流动制度的伦理缺失现状,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一)政府“越位”,权威性话语压制教师的话语诉求

我国《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6]我国现行的教师流动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政府存在“越位”行为,教师的实际权利得不到保障。具体而言,政府的强制性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教师流动制度的制订过程中,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针对教育资源分配状况统一配置教育资源,违背了以市场作为配置教育资源的基础手段的原则,教师流动自主性的诉求未能在制度中得到体现;其次,按照《教师法》规定,聘任合同应是各中小学与教师个人签订的,教师与教育行政部门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但是在教师流动制度的推行过程中,政府却忽视学校作为教师聘任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越过学校构建了“政府一教师”法律关系,强化了政府对教师的控制力度。现实中,政府强制教师流动的行为普遍存在,教师常处于服从行政指示的状态,政府与教师间的平等关系一再旁落,教师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总而言之,由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预,教师从“单位人”变成“系统人”[7],虽为流动主体,却不曾有过流动自主权与选择权。可见,教师流动制度缺少对教师个人的人文关怀,这也是导致教师流动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

    (二)道德高压,教师承受道德践履的责任

    一般而言,教育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根据必须从道德中找寻,道德在逻辑上优先于教育制度。道德为教育制度规范体系的价值合理性提供根据,为实施教育制度规范提供了必要的道德前提,同时也为人们明确了服从教育制度的道德义务。[8]因此,教师流动制度本身就具有道德践履的责任。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却将制度的道德践履责任强加于教师个人,通过对奉献、牺牲精神的大力宣扬,带动社会对教师的道德舆论,使得教师在道德高压下被动流动。就教师个人而言,被迫流动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困难。“例如,增加教师职称、职务晋升的难度;给流动的教师带来交通、食宿方面的困难;流动到偏远学校的教师,其专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9]教师流动制度对教师个人道德的要求设置应然性的高取向使得教师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教师在道德上承担主要责任,使得制度内道德单向流动,制度未能真正起到以权威性导向有效性的作用”。总而言之,道德高压的长期存在让教师无法感受到“公平”这一基本的制度伦理价值。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教师流动制度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

    (三)身份属性模糊,教师承担“人事流动”的义务而权利受损

    关于教师身份的属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条中做出了基本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10]此外,在第五条中又明确指出:“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教师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师工作,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根据国家规定,自主进行教师管理工作。”[11]《教师法》的相关规定表明,教师是专业人员而并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定期流动”是国家公务人员必须履行的义务,进行常规性的流动以实现公务员的廉洁和激励。当前推行的中小学教师流动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将流动的义务强加于教师,无形中将教师定位为国家公务人员,从学校手中强行夺取了教师的管理权。但是,伴随着身份属性定位的错误,教师待遇却没有将错就错,教师与公务员之间待遇的差距一直没有消除。总而言之,教师流动制度的强制推行,一方面,教师不得不承担与公务员一样的.“定期流动”义务;另一方面,却又因为与公务员同工不同酬而深感制度的不公平。长此以往,教师消极对待流动行为,义务教育始终保持不均衡现状。

    教师流动制度的伦理缺失现状十分严峻,政府“越位”、道德高压、身份属性定位模糊,无不让教师深感制度的不公正、不公平。现实中的广大中小学教师在参与流动方面的动力严重不足,甚至存在消极对待、阳奉阴违的想象。这不仅消解着教师流动制度的“合理性”,而且也消解着流动政策推动义务教育发展的有效性。

三、教师流动制度的伦理重建路径

   “‘教师流动起来’成为社会的共识,承载着多方的价值追求,教育行政部门借此谋求教育均衡发展、缓解‘择校热’;家长借此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学生借此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机会。教师流动成为政府必然选择的政策工具。”[12]在认可教师流动制度的必要性、正视教师流动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必然选择的条件下,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流动制度,寻求制度的伦理重建路径,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教师流动制度的价值目标。

    (一)彰显公正:政府严守行为边界,构建教师信息共享平台

   “公正的教育制度应当能给人们带来利益上的好处,应当符合人们在道德方面的价值偏好和实践追求,只有这样,教育制度才能被人们看成是公正的,才能在教育实践中得到人们的拥护和认同,才能得到人们的遵守与服从,教育制度才能在实践中取得实效。”[13]教师流动制度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的“越位”行为致使教师失去话语权,流动积极性受到影响。为此,彰显制度公正应成为政府首要之举,积极构建教师信息共享平台不失为可取之措。政府应将待流动教师的基本信息、职称、所教科目、目前所在学校及教学业绩等公布在信息共享平台上,同时将各接受流动教师学校的相关信息,如所需教师的科目、历年考核情况、地理位置、待遇等也做出公示,积极构建教师与学校间的良性沟通渠道,促进双方进行双向选择,积极参与教师流动。教师在与学校达成互选意向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符合条件的双方予以批准,再将互选结果公布在信息交流平台上,以接受社会的监督,保证教师流动过程的透明与公开。这不仅可以充分考虑教师的个人意向,还充分彰显了制度实施过程中公正、公平的基本价值取向,一改以往政府权威性话语压制教师话语诉求的局面。

   (二)维护公平:以人为本,构建制度运行的公平机制

   “教师的道德使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指教师要担负起培养学生德性的任务;二指教师自身要做一个有德性的人”[14],肩负着双重道德使命的教师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教师流动制度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加快流动的速度,大力宣扬教师的牺牲、奉献精神,极力鼓励教师流动到偏远学校接受考验,社会也因此纷纷将教师是否愿意流动视为衡量教师道德的重要尺度。教师在道德高压下不得不为之。在此背景下,倡导制度的制订与实施必须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教师意愿,积极构建制度运行的公平机制。一方面,构建利益平衡机制。教师流动不仅关系学校、家长、学生的利益,更直接联系着教师的利益诉求。因此,制度制订与实施的过程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和权衡各利益相关者的主体诉求。现实中,道德高压的形成是教师自身权益得不到合理保障的体现。利益平衡机制的建立促使政府充分考虑制度的伦理性,而不将道德践履的责任强加于教师。另一方面,构建补偿机制。这主要是针对流向偏远学校的教师而言。在奉献与牺牲精神的鼓动下,部分教师不得不服从安排。这或许是教师在道德高压下被迫的行为,但政府应积极对这样的教师加以补偿,彰显教育制度公平的价值追求。

   (三)坚守正义:明确教师身份属性,建立教师流动激励机制

   柏拉图认为,正义是构建理想国的准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15]教师的身份属性本为专业人员,但是当前的教师流动制度却将教师定位为国家公务人员。政府出于提高教师流动效率的考虑,将流动的义务加于教师,对教师身份属性的模糊对待使得教师的抵触情绪有增无减。因此,在明确教师作为专业人员这一身份属性的前提下,为切实提高教师参与流动的积极性,政府必须建立一定的流动激励机制。一方面,就教师个人专业发展而言,教育行政部门应提供给所有学校的教师参与教师培训、进行课题研究以及参与各种活动等的专业发展机会。在此基础上,应适当向流动到偏远学校和薄弱学校工作的教师倾斜,比如优先考虑他们参与培训。另一方面,就教师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言,政府应切实保证所有学校教师工资待遇基本相同,“缩小校际之间教师工资收入的差距,保证不同学校同等条件的教师工资福利基本相同,实现同工同酬”[16]。教师没有流动的义务,政府也没有强制流动的权利,激励机制的建立不失为政府作为制度推动者为教师提供流动的内在动力的重要举措。

公正、公平与正义是教育制度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当前教师流动制度中伦理价值的缺失,使得教师的个人诉求几乎无人问津。反思现状,得以为教师流动制度趋于“合理性”寻求有效路径,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郅庭瑾,教育管理制度伦理问题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 (4):32 -37.

[2][8]李江源,胡斌武.论教育制度的伦理道德之维[Jl.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 (1):18 -22.

[3]刘伦钊,熊德明,伦理·规范·制度——论教育制度体系三要素[Jl.求索,2012 (7): 213 -215.

[4][13]张家军,靳玉乐.论教育制度的伦理诉求及其实现[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 (5):17 -21.

[5]J.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l. New York: HarvardUniversity,1993:3.

[6][10][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EB/OL]. (1994 -01 - 01)[ 2012 - 07 - 20] http://www. gov. cn/banshi/2005 - 05/25/content_937. htm.

[7][16]史亚娟.中小学教师流动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对策——基于教师管理制度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4(9):90 - 95.

[9][12]郝保伟.教师流动政策的合法性缺失及其重建[J].中国教育学刊,2012 (9):5-8.

[14]陈学军.困境与出路:当代教师的道德使命[J].教师教育研究,2007 (6):24 -27.

[15]‘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选自《课程教学研究》2017年第一期